陸委會副主委沈有忠日前在智庫座談會上點名五類人「赴陸有風險」，從台商、台企幹部、半導體與高科技人才，到基層公務員與特定宗教人士；同場學者又進一步擴大範圍，將現任與退休軍公職、學者、記者、人權工作者、公開發表政治言論者等都納入高風險群。這番說法表面上是提醒國人注意中國大陸出入境與國安法制風險，但放在當前兩岸政治氛圍下，卻也很難不被看作是民進黨政府新一輪「恐中」動員的一部分。
民進黨政府長期擅長將兩岸議題轉化為安全議題，再進一步轉化為政治忠誠問題。從反滲透、認知作戰，到國安五法、境外勢力警示，許多政策都有其現實背景，也有一定公共安全理由；但在政治操作上，這些議題往往被包裝成「誰更愛台灣」、「誰對中國不夠警覺」的忠誠測驗。
此次以大陸出入境管理相關規定為背景，強調特定族群赴陸風險，也呈現類似邏輯。政府不是單純說明法律差異、列舉案例、提供協助管道，而是透過座談、媒體傳播與專家補充，讓「風險族群」不斷擴張。當風險名單越列越長，真正產生的效果不是精準保護，而是廣泛寒蟬。
台商赴陸可能被懷疑，科技人才赴陸可能被警惕，退休軍公教赴陸可能被放大檢視，學者、記者、人權工作者赴陸也可能被貼上政治風險標籤。長此以往，社會形成一種「不去最安全，去了就可疑」的氛圍。這種氛圍對政府而言具有政治便利性，因為它能把複雜的兩岸互動簡化為道德選擇：留在台灣是謹慎，前往大陸則需要自證清白。
民進黨政府面對中國大陸的制度風險，保持警覺並無不妥；但把警覺變成恐懼，把恐懼變成動員，把動員變成社會審查，則是另一回事。民主社會的強項，不是讓人民害怕接觸外部世界，而是讓人民在充分資訊、制度保障與自由判斷中作出選擇。
若政府不斷擴大「赴陸高風險」的敘事，卻無法提供精準依據與實質協助，這種政策就難免被視為政治操作。它或許能在短期內鞏固支持者的安全焦慮，卻會在長期侵蝕台灣社會對自由往來、理性討論與多元選擇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