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免權是現代民主制度中重要的政治救濟機制，賦予人民檢視與糾正代議士的權利，確保政治權力的運作符合法治與民意。然而，當這項權利被政黨操弄，淪為黨派惡鬥的工具時，其初衷與價值便遭到扭曲，對於社會與人民而言，罷免權的善用是民主的工具，反之，若被濫用則成為政治鬥爭的劍，值得深刻反思。
罷免權作為一項民主制度設計，承載了平衡權力與民意的雙重功能。公職人員在任期間若因違反職責或無法履行民意託付，罷免權提供了人民糾正錯誤選擇的機會。美國學者羅伯特‧達爾曾指出，民主的核心價值在於「對政府的有效監督」。因此，罷免權的存在正是民主制度自我修正的重要體現。然而，這項權利的有效性依賴於其運用的正當性與民意的清晰表達，一旦罷免權被政黨勢力操控，其功能便從「糾正錯誤」轉變為「延續政治鬥爭」，而這正是今日台灣政治場域中頻繁出現的情況。
近期，立法院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喊出要罷免國民黨立法院長韓國瑜及其他區域立委，此舉顯然帶有濃厚的黨派政治色彩，這並非台灣政治上的孤例，自罷免門檻降低後，類似的行動已屢見不鮮。例如2021年無黨籍立委林昶佐、國民黨籍立委陳柏惟的罷免案，亦是在高度黨派對立的背景下展開。在這些案例中不難發現，罷免權的濫用本質上反映了政黨將其視為選舉後延續攻防的工具，而非解決公共利益問題的手段，當罷免的焦點不再是個別公職人員的能力或行為，而是其所屬政黨的政治意識形態時，民主制度的功能便被扭曲，罷免就成了政治鬥爭的代名詞。
台灣在1987年解嚴以來，民主社會雖然迅速發展，但隨之而來的弊病，是政黨間的競爭逐漸偏向零和賽局模式，即一方的勝利意味著另一方的完全失敗。在這樣的邏輯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可能被工具化，包括罷免權。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在其《政府論》中所提到的「權力的行使應以公共利益為目的」。罷免制度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工具，但其運用需要慎重。當政黨惡鬥凌駕於民主價值之上，罷免權的濫用將對社會與人民造成長遠的傷害。正如美國政治學者薩托利所言「民主的成敗取決於制度與文化的平衡」，我們必須反思現有的制度缺陷與文化偏差，避免罷免權成為削弱民主的工具，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一個成熟而穩健的民主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