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實行科舉考試總共有1300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歲月裡，開科考取的進士人數總計有10萬人，而戴上狀元桂冠的（包括金、遼、太平天國等偏安一隅之國）一共只有638人。若把這638名狀元放到1300多年的科舉史上來算，差不多平均兩年全國才出一個狀元，可見狀元的的確確是鳳毛麟角了。據寧德縣志記載，南宋時期，寧德縣總人口才三萬六千人，卻出了余復、阮登炳兩位狀元，可以遙想當年寧德好學重教之民風。
余復
余復，生卒年月不詳，字子叔，寧德城關人。少年時，隨寧德城關人進士張翰學習，精於《周官》，學識淵博。
宋紹熙元年(1190)，余復進士及第，光宗召見，對策大廷，見其言談直率，且不攻擊別人之短，甚為滿意，擢為第一，並當場賜詩一首。余復感激之餘，即就《和御賜登第詩》：
風虎雲龍豈偶然，信知盛世士多賢。
虞庠教育蒙深澤，漢殿咨詢愧首延。
釋褐遽沾瓊宴寵，賜詩齊聽玉音宣。
愛君憂國平生志，敢負周王宴樂篇。
傳說，當年「春闈」開科，余復名列榜首，當余復看皇榜，聽傳臚唱時，當眾口出絕句：「銀瓶筆硯照袍新,筆下千軍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從來頭上不容人。」並將此詩作為家書送回家中，答其父勉勵養育之恩。不幸此詩惹出是非，當朝樞密院韓侂胄出於忌畏，奏曰：余復一躍龍門，野心勃勃，君前奉承，背後目無皇上。光宗問明原委後，不辦其罪也不按原封，只委他出任洪州僉判。其實，這大抵是民間傳說。宋代讀書人受理學影響很深，從余復與皇帝的唱酬詩及現存的《謝狀元及第表》中「臣學未聞道，才非過人，進山林狂瞽之言，無海岳涓塵之補」的表述可看出，余復是個知書達禮，十分謙虛謹慎的人，不像是「口占絕句」所表現的那種草莽之徒。況且而那絕句直白、粗顯，不見文采，不會是狀元之手筆。
余復體恤民情，辦事認真，興農田水利，修名勝古跡。不久改官，得任較高職位。至慶元元年(1195)，寧宗趙擴即位，又詔入史館，兼實錄檢討。不久回到家鄉，在城南擇一佳勝之地，辟園構軒，觴詠其間。
余復先後著有《禮經類說》、《左氏纂類》及《祭禮》十四卷；《風集渚》、《余狀元集》等詩集，多不傳世。現存清乾隆李拔纂修的《福寧府志》載有餘復中狀元之時的兩篇謝表。清乾隆版《寧德縣志》刊載的一些詩，大多頌詠寧德風光秀色及本邑寺觀等。余復逝後葬於九都明坑余家山，另據清縣志載，其墓在「十都貴村東山金字峰下」。宋紹興年間，在寧德縣城街口，為余復樹一狀元坊。明洪武年間重修，嘉靖十六年，移至儒學前。
阮登炳
阮登炳（1219—1300），寧德漳灣人，小名儀孫，字顯之，號石坡、菊存居士。父誠由閩遷居吳，遂居蘇州。
南宋鹹淳元年（1265）乙丑科狀元。寧德縣志稱其，「因言賈似道度田，謫雲台觀；終官吏部侍郎」。
南宋後期，政治更加黑暗，國勢江河日下，金人佔領的淮河以北地區始終不曾收復，又逐漸受到崛起漠北的蒙古的入侵。阮登炳作為一個關心祖國命運的少年詩人，也抒發憂時的孤憤。
《懷李綱》：
由來和戰多興亡，談史令人倍感傷。
南渡猶嬉哀主暗，左遷不怨見臣良。
嘉山何幸賣忠骨，毅魄終教返故鄉。
抗虜功高垂千古，豐碑屹立永留芳。
淳佑六年(1246)，年僅27歲的阮登炳經人推薦來到京城臨安，任秘書之類的文職。由於他精明，文才又好，很受器重，得以參與政務，曾提出過許多好的主張和建議，被採納的不少。從此，阮登炳的名聲與日俱增，不久，擔任了王太子趙祺(即宋度宗)的老師。鹹淳元年(1265)，阮登炳考中會元；秋七月癸亥，賜阮登炳狀元及第，恩例授承事郎。後歷任紹興府簽判、福王府教導官，旋改任承議郎、秘書省正字。
南宋景定四年(1263)，賈似道當權時，因所謂「國計困於造楮(紙幣)，富民困於和糴」，推行「公田法」，結果是使「浙中大擾」，「破家失業者甚眾」。阮登炳看到了「公田法」的弊病，在任秘書省正字時，上疏彈劾停止推行此法。但被斥責貶官。阮登炳心裡十分氣憤，便歸隱鄉里，倣傚晉朝陶淵明栽花種菊，取號「菊存居士」。
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元軍攻取並佔領了南宋首都臨安。阮登炳與大批宋臣被俘，「隨例人燕」。後因生病而被釋放，回到家鄉。
漳江水漲百舟還，鬧市如雲貨如山。
潮退灘涂螺蚶現，兌騎木馬下泥灣。
這首《觀潮有感》正是阮登炳僅存為數不多描寫家鄉漳灣場景的詩歌，它向人們呈現了漁船外出捕撈收穫回港，交易十分熱鬧，以及退潮後，人們騎著土橇到灘涂撿螺蚶的場面，具有十分濃郁的漁村氣息。也表現了此時，阮登炳閒賦在家，一種超然物外，豁達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