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政府通知國會恢復對伊朗軍事行動，並主張此舉可重新啟動一個新的60天軍事授權期限，雖然參議兩院都通過決議，要求川普撤回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但川普的暴君個性不會甩國會的決議，這不只是美國內部憲政權限之爭，更是全球市場最不願看見的惡夢重演。台灣經濟的核心優勢，在於製造業、科技供應鏈與出口能力。然而，這些優勢都建立在穩定能源供應與可預期成本之上。半導體、電子零組件、石化、鋼鐵、航運、航空、物流等產業，無一不受能源價格牽動。
若油價長期維持高檔，企業將面臨三重壓力，首先生產成本上升。台灣半導體產業雖然技術領先，但同時也是高耗電產業。若天然氣、燃煤與燃油價格大漲，發電成本勢必增加，電價調漲壓力將更難迴避。政府若選擇凍漲電價，台電虧損將惡化，最後仍可能由財政或納稅人承擔；若反映成本調漲，企業利潤與民生支出都會被壓縮。
第二，出口需求轉弱，能源價格飆升會推高全球通膨，使各國央行延後降息，甚至重新面臨升息壓力。高利率環境將壓抑消費與投資，進一步削弱全球終端需求。台灣出口導向經濟最怕的，就是外部需求降溫。一旦美國、歐洲與亞洲主要市場消費力下滑，台灣訂單將受到直接衝擊。
第三，金融市場動盪加劇，戰爭風險升高時，資金通常流向美元、黃金與美債等避險資產，新興市場股匯市容易承壓。台灣股市近年高度集中於科技與AI供應鏈，一旦國際資金撤出或風險評價上升，股市修正可能迅速擴大，進而影響企業籌資、民間財富效果與消費信心。14日台股就重創最多下跌1700多點，股市哀鴻遍野。
對日本、韓國、德國、印度等能源進口大國來說，衝擊同樣嚴重。日本與韓國和台灣一樣，缺乏足夠天然資源，必須仰賴海運進口能源；德國製造業則早已因能源價格高漲而承壓；印度更可能因油價上升而面臨貿易逆差擴大、貨幣貶值與通膨惡化。當這些主要經濟體同時受挫，全球貿易自然難以樂觀。
更麻煩的是，這次危機發生在國際政治信任已經脆弱的背景下。美國白宮與國會對戰爭授權存在尖銳分歧，意味著政策方向本身充滿不確定性。市場最害怕的不是壞消息，而是不知道壞消息會擴大到什麼程度。如果戰事時開時停、制裁時緊時鬆、封鎖時有時無，企業就難以制定投資計畫，航運公司難以安排路線，能源買家也會被迫支付更高風險溢價。
對台灣而言，這場危機最大的警訊，是能源安全不能只被視為經濟議題，而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台灣長期高度依賴進口能源，且天然氣安全存量有限，一旦國際航道出現風險，台灣的脆弱性會立即浮現。過去我們習慣把能源問題簡化成電價、減碳或發電結構之爭，但在戰爭陰影下，真正的問題是，台灣是否有能力承受長時間高能源價格與供應不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