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台灣的外交，常常給人一種印象，就是從不對美國說「不」。這種關係是非常不健康的，即使在親子關係中也是如此。更何況台灣雖然自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後，失去在相關國際組織中代表全中國的法律資格，但仍有11個主權國家或實體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地位。即使在美國的法律上，臺灣關係法也拘束美國政府必須以一個事實上(即非法律上)的政府來對待實質上僅控制台澎金馬的我國政府。但由於一種不健康的心態，我國政府在面對彼岸政府時常過於敏感是否被矮化主權，但面對美國政府或機構甚至是一般的美國人民時，又過於做小自己。卻渾然不覺這種從不對美國說不的潛規則，已經儼然威脅到我們的國家安全了!
這樣的心態當然源自於1949年以來，在整個從南京輾轉遷往台北的中央政府上下，瀰漫著且至今沒有散去的失敗主義心理。黨政要員到地方仕紳與成功商人，無不冀求全家移民到歐美或遠離戰火之地，雙重國籍不是恥辱或不忠，反倒是一種特權地位或金錢能力的象徵。這種因為戰敗撤退，守島對抗的恐懼心理，在美國一度棄蔣棄台又恢復軍援與經援之後，卻蛻化成一種特定依賴的性格，在原本的親美立場上又加上了更深一層的恐懼，害怕再度被美國拋棄而無力獨自面對來自中共的武力解放。
80年來，這樣層層厚積的失敗主義與被棄恐懼交雜下，我們與美國的關係一直極不健康，一方不敢說不，一方卻可以收放自如，可割可棄。於是台灣越想挑戰中共，就越得抱緊美國的軍事保護。但是台灣越倚賴美國的軍事保護，中共就越得加緊收復這塊神聖領土的腳步。台灣自己不懂這個道理，就會掐緊自己的脖子，誰也難救。
適度對美國說「不」，美國會感到台灣有自主的決心，不會只想當美國的保護國，就不會有慣性的予取予奪。當台灣與美國的關係因此變得健康一點，中共要完成國家統一的急切焦慮也會緩和一些，雙方的關係也會往健康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對三個兩岸關係都健康的方向，但唯有良醫能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