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台灣是寶島，最寶貴的無疑是全民健保。和台積電一樣，全民健保之所以夠獨步全球而且無法外移，都是因為專業人員可以在對極為低廉和惡劣的做環境中，持續提供高成本的技術性勞力。但是隨著後新冠疫情時代和少子化的浪潮襲來，全民健保在醫療人力長期透支下，已然面臨逐步崩塌的局面，護理人員和部分科別醫師的大量逃亡是極為嚴重的警訊。而其病根就在於台灣的政治文化，善於掩飾和轉移焦點，先提出要解決問題的人會被當成問題先被解決掉!
監察院早在多年前就曾針對全民健保的問題糾正過衛生署，但是衛生署除了提出一些挖東牆補西牆的措施外，根本不敢動到全民健保的病根。每一個在醫療機構服務過的醫事人員都知道全民健保最大的問題就是吃到飽，但沒有一個需要選票的政治人物或政黨敢挑戰這個禁忌，落實全民健保法規定的分級轉診制度，除了急症之外，由基層醫師把關轉診，沒有醫師轉診無法自行越級看診。
在台灣病態的政治文化下，民意代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破壞醫師的專業判斷，滿足選民病人的感性需求，指揮醫師安排各項醫療服務，包括各種檢查或是住院治療的安排。醫療院所的擁有者需要政治人物協助其擴張或保有事業地盤，自然也樂於配合這些去專業化的醫療消費模式。於是整個醫療生態朝向以醫療過程的體驗感受為主導，療效與成本的考慮必須退而求其次，醫療資源的投資和分配自然業隨著利潤和利益的結構而變，造成台灣在整體醫療的效果品質方面遠遜於日韓，只有急重症一枝獨秀。
但這一波的醫療崩壞已經蔓延到急重症部門了，隨著整體醫療品質無法提升和後疫情時代的疾病型態改變，門診與住院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回到社區，就會提高急重症醫療的需求，再加上護理人力逃亡造成的病床供應減少，病人勢必把急診擠爆，再逼使急診科的醫護人力也開始逃亡。這就像銀行擠兌一樣，如果政府不積極的解決醫療服務量能的流動性危機，體系就會逐漸崩潰。
但可怕的是醫療人力畢竟不是鈔票，不能由印刷廠加班來解決。之前的護理系增加招生名額或護理師國考及格門檻降低都是笑話，除非大幅開放專業人員移民，則短時間無法弭平人力缺口。但開放專業移民又是個政治不正確的解決方案，更何況台灣的問題是有很高比例具有護理證照的人力不回到血汗又不受尊重的職場。正本清源依然是，政治要回到解決問題的正途，否則只是徒勞而無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