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2日，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赴台北地檢署，對大法官謝銘洋、呂太郎、蔡彩貞、陳忠五、尤伯祥提出枉法裁判罪告訴，此舉無疑在台灣政壇投下了一顆震撼彈。國民黨團的訴求，直指大法官在「114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中，不僅程序違法，更涉嫌逾越憲法賦予的權限，嚴重侵蝕司法獨立與權力分立原則。這場爭議，不僅關乎憲法法庭的公信力，更觸及台灣民主憲政體制的核心價值。
憲法法庭的判決爭議焦點在於憲法法庭於12月19日，在僅有五位大法官出席的情況下，作出了「114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該判決認定立法院去年12月20日三讀通過的憲法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因立法程序有明顯重大瑕疵，違背憲法正當立法程序，且違反憲法權力分立原則，牴觸憲法，應自判決公告日起失其效力。
然而根據憲法訴訟法修正案，大法官未達15人時，總統應於2個月內補足提名；參與評議的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10人，作成違憲宣告時，同意違憲宣告的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9人。即便以舊制來看，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通過。在僅有五位大法官出席的情況下，無論是新制還是舊制，這份判決都明顯不符法定人數要求，其合法性與有效性自然受到嚴峻挑戰。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判決內容竟稱「已在職的大法官持續拒絕參與評議，…無異於缺額，而不應計入大法官現有總額的人數內。」這種說法，被批評為是為其違法行為尋找藉口，不僅違反憲法解釋的嚴謹性，更可能開啟一個危險的先例，讓大法官可以自行定義「現有總額」，從而規避法定人數限制，這無疑是對憲政秩序的公然挑戰。
此次判決，大法官直接宣告立法院通過的法律違憲，並強調其立法程序有瑕疵。雖然大法官有權審查法律的合憲性，但對於「立法程序瑕疵」的認定，其判斷標準與介入程度，卻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大法官過度介入立法程序，甚至自行定義何謂「正當立法程序」，便可能被視為逾越司法權的界線，干預立法權的自主性。這不僅破壞了權力分立的原則，也可能導致司法權獨大，侵蝕民主正當性。
憲法法庭的判決，應當是基於嚴謹的法律解釋和憲法原則，而非基於政治考量或個人意志。當判決的程序合法性受到質疑，其內容又被認為是為特定政治目的服務時，憲法法庭的公信力將蕩然無存。在台灣的政治生態中，大法官的提名與任命，往往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雖然法律要求大法官應超越黨派，獨立行使職權，但在實際運作中，執政黨對大法官人選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國民黨團將此案提交台北地檢署，這是「檢驗台灣司法獨立的歷史關鍵時刻，考驗台北地檢署、承辦檢察官是站在獨裁者的一邊，還是站在人民的一邊。」這不僅是對檢察機關的呼籲，更是對整個司法體系的警示。檢察官在偵辦此案時，必須秉持客觀公正的原則，不受任何政治力的干預。如果檢察機關能夠獨立偵辦，依法處理，無論結果如何，都將有助於提升司法公信力。反之，如果檢察機關在此案中表現出偏頗或不作為，則將進一步加劇民眾對司法不公的質疑，對台灣的民主法治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