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出席同志遊行，卻因台北市警方搜索同志酒吧的執法爭議遭到抗議。現場有人舉牌諷刺，也有人以支持其他候選人的標語回應。民眾有表達不滿的權利，警察執法是否侵犯人權，更值得追究；但若討論停留在羞辱市長、放大選舉對立，卻不願檢視中央主管機關的責任，這場抗議就難免令人質疑，追求的是制度改革，還是政治攻防？
首先，必須釐清警政權責。警察體系由中央與地方共同分擔責任：內政部及警政署負責全國性警政政策、制度與督導；台北市政府及市警局則對地方警政的指揮、執行與管理負有責任。因此，不能因為警政業務屬內政部主管，就認定蔣萬安完全無責；同樣地，也不能只追著市長究責，卻讓中央主管機關置身事外。
如果這次爭議涉及員警現場言行不當，台北市政府有責任調查、懲處並向受影響者道歉。蔣萬安既然表示已採取懲處，也應進一步公開調查結果與改善措施，讓社會檢驗，而不是以幾句道歉或介紹性平政策就要求事件落幕。
但假如問題反映的不只是個別員警失言，而是搜索程序、臨檢規範、隱私保障或警察教育訓練的缺失，內政部與警政署也應說明：現行規範是否足夠？其他縣市會不會發生類似情形？未來如何避免特定群體在執法過程中受到不合理對待？這些問題，不能全由台北市政府承擔，也不能因中央政府與部分抗議者政治立場相近，就降低追問標準。
同志遊行本來就是爭取平權、表達訴求的公共空間。參與者支持哪位候選人、批評哪位政治人物，都是民主社會容許的言論。但如果一場涉及警政制度的爭議，政治聲量幾乎都集中在攻擊特定市長，對內政部長劉世芳及中央警政體系卻少有同等力道的要求，就容易讓人感受到政治標準不一致。尤其當議題進入選舉場域，原本需要冷靜釐清的執法問題，更可能被簡化成支持誰、反對誰的口號。
同志遊行可以有憤怒，也可以有政治表態；但平權的價值，不該只在攻擊某個政黨時被高舉。無論中央或地方、執政或在野，只要握有公權力，就應接受同一套監督標準。唯有如此，抗議才能推動真正的制度改善，而不只是替選舉增添聲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