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立法院針對「三班護病比入法」與「軍購特別條例」展開激烈的政治攻防，並三讀通過在野黨的版本。這不僅是單純的民生與國防政策之爭，更深刻地揭示了台灣在「朝小野大」現狀下，憲政運作的深層結構性危機。一個在國會不具備穩定多數支持的總統，若仍試圖跨越憲法職權邊界，強行以行政意志主導內政，不僅會陷入治理僵局，更在根本上背離了憲政民主政治的核心原則：多數統治。
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源於定期選舉中民意的授權。當代民主理論公認，多數統治不僅是人民將政治權力賦予政客的方式，更是責任政治的先決條件。當民意透過立法委員選舉，在國會形塑出新的多數席次或聯盟時，這股「最新民意」理應在內政、預算與法律制定上擁有決定的主導權。
我國在修憲後，把原本帶有雙首長制（Semi-Presidentialism半總統制）精神的架構往總統制偏移，但並未採取美式的總統制。若少數總統堅持任命不具備國會多數信任的內閣，實質上是以「少數當選的總統民意」對抗「多數組成的國會民意」。審視當前政局，賴清德總統提名卓榮泰擔任行政院長組建少數政府，並在面對國會通過之法案時，多次以「不服輸」的政治姿態，濫用「不副署」或以行政解釋曲解法令來對抗國會多數。這種行政權力與多數民意錯位的政局，不僅造成責任政治的崩潰，更已然悖離民主憲政中「多數統治」的核心價值。當執政者拒絕承認國會代表民意的多數席次時，選民將無法判斷政策失敗究竟應歸咎於執行不力的行政院，還是將預算封殺的立法院，導致民主體制的失能。
檢視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與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條例第二條，憲政設計者對總統職權的界定其實相當明確。總統掌理「國家安全大政方針」，其範疇嚴格限制在「國防、外交、兩岸關係及國家重大變故」。這意味著，總統的憲定特權是作為國家安全「守護者」，負責主權與國家生存等高階政治領域。
相對於此，攸關民生福利、產業政策與社會公義等內政事務，在憲法原意下應交由行政院長領導，並對立法院負責。以此次「三班護病比」修法為例，行政機關怠於溝通國會立法在先，又透過行政優勢發動輿論攻擊在野黨國會立法在後，顯然仍有行政獨裁的心態，不願與國會多數經由協商式立法，共同承擔施政的政治責任。如果再上演不副署的爛招，最終受損的是病人安全與基層護理人員的權益。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的設計者戴高樂與德布雷，當年為了終結第四共和議會混亂的惡夢，建立了總統與總理權力分立的雙首長制。其憲政哲學的核心在於「彈性換軌」：當總統掌握國會多數時，體制趨向總統主導；當總統失去國會支持時，則應啟動「左右共治」（Cohabitation）。
法國三次共治的歷史經驗證明，總統主動任命國會多數黨領袖組閣，並非懦弱，而是對「多數統治」原則的最高尊重。在共治期間，內政主導權交由總理與國會多數黨，總統則退居二線，專注於憲定之國防與外交事務。這套換軌機制精準地解決了治理僵局，並落實了真正的政黨政治：讓贏得國會席次多數的政黨掌握實權，並為其政策成敗承擔政治責任。在野黨無法再躲在監督者的盾牌後推卸責任，因為他們已成為實質的治理者。賴清德政府目前的「少數對抗多數」模式，顯然無視了這套能確保國家穩定的憲政智慧。
面對「軍購條例」的爭議，少數總統更應以此為契機，建立「協商式立法」的憲政慣例。國防預算動輒數千億，若執政者仍以「國防特權」為由排斥國會監督，必然引發國家安全應由何人何檔黨負責的政治爭議，徒增社會分裂紛擾。
少數總統應回歸國安職權，並主動與國會多數黨或聯盟分享決策資訊。透過透明的溝通與協商，將「監督壓力」轉化為「朝野共識」，這不僅能降低在野黨因政府資訊不透明而產生的杯葛，更能為國家防線建立穩固的民意基礎。在這種模式下，國防政策不再是單一政黨的偏好，而是國家整體的意志。
「三班護病比」與「軍購條例」的衝突，實則是台灣憲政轉型過程中的陣痛。這提醒我們，分立政府下的治理不能僅靠行政機關的「法律權限」，更需要「政治正當性」。
少數總統若能放下「贏者全拿」的舊思維，尊重「多數統治」的民主本旨，主動與國會多數聯盟協商權力分享，將內政主導權交由具備最新民意授權的內閣，這才是落實責任政治的正途。卓榮泰內閣應認知到其少數席次的侷限，停止以對抗手段凌駕多數民意。當內政交由國會多數黨主導，行政與立法合一，專業行政（如護病比執行）才能獲得穩定的財政與法源後盾；而總統回歸國安大政，則能在超越黨派的高度上守護國家。唯有權責相符，台灣的雙首長制才能從零和對抗的惡性循環中解脫，邁向權力平衡、政黨合作的成熟民主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