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黨主席黃國昌號召群眾舉辦「司法走讀」活動，被依脫序行為涉妨害公務罪、強制罪、集會遊行法等犯行，移送北檢偵辦，北檢也將黃國昌列為「他」字案被告；針對網路流傳AI變造員警表情的假訊息，警方也另案偵辦。除蔣萬安市長對於民眾黨的活動表達「這件事的根源是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被羈押超過一年，從人權的角度，可以理解民眾黨的支持者為何走上街頭」外，北檢應站在維護法治並兼顧民主、人權的衡平考量，方符合社會各界對優質公民社會的期待。
2014年3月21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718號解釋文指出「集會遊行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未排除緊急性及偶發性集會、遊行部分，及同法第九條第一項但書與第十二條第二項關於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許可規定，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不符憲法第十四條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均應自中華民國一0四年一月一日起失其效力。」解釋文與健萍一路以來堅守、主張的戶外偶發性集會應改採「報備制」理念相符，也才能真正符合憲法保障人民基本人權的民主價值。
2014年爆發「太陽花學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695號刑事判決承認「抵抗權」與「公民不服從」是集會遊行的制度保障，引發法界爭論；該刑事判決指出：抵抗權的概念，是為了保衛及回復民主憲政秩序，並由憲法賦予其正當性與合法性，德國1968年修憲時新增之基本法第20條第4項規定： 「凡從事排除上述（憲政）秩序者，如別無其他救濟方法，任何德國人皆有權反抗之。」抵抗權之行使，包含違法的手段，但須在「不法情況極公然」時方可行使，且應是最後手段。我國憲法雖未明文規定抵抗權，但依國民主權的憲政原理，仍應加以承認。人民行使抵抗權的行為，得阻卻違法。
柯文哲羈押已逾一年，法院應否准予交保，社會各界看法兩極；當前的台灣已呈現相當開放的社會氛圍，即便處於價值衝突、立場極化、朝野溝通斷裂，只要公民仍有起身發聲的能動性、制度仍容許集體行動，公民社會就不會失去繼續前行的希望與動力。警方依據集會遊行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不准於「總統官邸周邊範圍」集會、遊行，設立鐵欄杆阻攔，且未持警械，執法相對柔性；而民眾黨支持者為表達對柯文哲案的關切，「走讀」過程中也未曾向警方揮拳施暴；整體而言，警民衝突程度明顯比太陽花學運克制、溫和許多。
若警方將「總統官邸周邊範圍」禁制區從「愛國西路口」限縮至「總統官邸圍牆旁」，雙方是否有可能避開肢體衝突?因此，對於民眾黨「司法走讀」進入集遊禁制區是否已構成「公民不服從2.0」，北檢應站在維護法治並兼顧民主、人權的衡平考量，方符合社會各界對優質公民社會的期待，也值得關注司法改革與捍衛民主價值的有志之士進一步深思與討論。
作者/ 孫健萍 /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公民正義聯盟（白衫軍）總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