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國際關係史上，很少有哪位美國總統像川普這樣，將「美國優先」理念如此赤裸裸地轉化為貿易政策工具。從美中貿易戰到美歐關稅爭端，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重新談判到近期台美貿易談判的卡關，川普政府展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交易型強勢外交風格。這種以關稅為武器、以雙邊替代多邊、以脅迫代替協商的談判策略，不僅改寫了全球貿易規則，更在國際社會埋下了深層次的不信任種子。
川普的貿易政策核心建立在一個簡單而危險的前提上，國際貿易本質上是零和遊戲。這種思維徹底背離了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自由貿易秩序，也顛覆了經濟學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共識。在川普眼中，貿易逆差等同於「失敗」，關稅則是糾正這種「失敗」的最直接工具。2018年，川普對全球鋼鋁產品加徵關稅的行政命令，標誌著這種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正式登場。
更值得警惕的是川普提出的「強制性互惠」原則。傳統貿易談判中，互惠是基於各方自主評估的整體利益平衡；而川普式的互惠則要求逐項對等，例如堅持美國汽車關稅必須與談判對手完全一致。這種機械式平等無視各國發展階段差異，實質上是將美國的國內標準強加於他國。在台美談判中，美方拒絕台灣以降低汽車貨物稅替代關稅調降的方案，正是這種僵化思維的典型表現。
川普政府還發展出一套獨特的「關稅訛詐」戰術，先單方面加徵關稅，再將關稅減免作為談判籌碼。這種做法徹底顛覆了傳統貿易外交的誠信基礎。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統計，川普任內對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的規模超過4000億美元，創下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以來的最高紀錄。這種策略短期內可能為美國爭取到更好的談判地位，但長期卻侵蝕了國際社會對美國政策穩定性的信任。
從大歷史角度看，川普的貿易霸凌實則是美國霸權衰退的徵兆。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指出，當霸權國家開始過度依賴強制性經濟手段時，往往預示其領導力的結構性衰落。英國在19世紀後期對殖民地的經濟榨取，與今日美國的關稅政策驚人相似。這種掠奪性策略短期內可能延緩霸權衰退，長期卻加速了國際體系的重組。
更為深刻的是價值觀矛盾。美國一直自詡為自由貿易的守護者，但川普政策卻使這個形象徹底破產。這種信譽赤字的修復將需要數十年時間。德國馬歇爾基金會2024年調查顯示，僅有31%的歐洲民眾仍視美國為「可靠的貿易夥伴」，較2016年下降近40個百分點。當美國放棄其長期倡導的規則時，它失去的不僅是市場份額，更是道德領導權。川普的貿易霸凌終將成為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異常段落，但它留下的教訓值得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