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 司法威權化是台灣民主的「自我閹割」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繼續延押民眾黨前黨主席柯文哲2個月,並停止接見、通信。其裁定延押柯文哲的「趨吉避凶」說詞,猶如司法天平上的政治砝碼,重重砸碎台灣社會對司法公正的期待。當檢方對綠色權貴的「人性」百般體諒,卻對在野領袖的「人性」嚴加提防,這幅司法雙標圖景,正是台灣民主法治崩壞的縮影。
柯文哲案暴露的司法雙重標準,絕非孤立現象。賴清德執政後,多位重大要犯陸續棄保潛逃,包括和民進黨友好的林秉文,在2022年涉入88會館、地下洗錢高達數十億元,卻輕鬆棄保潛逃,還挑釁司法;國寶集團總裁,涉內線交易遭判20年的朱國榮,也在2023年民進黨執政下輕鬆潛逃;炒作五檔TDR股票,獲利4億元的鍾文智,今年3月被判30年後,才發現早已棄保潛逃。
反觀前總統馬英九涉三中案遭檢方七度傳喚,前立委黃國昌住家遭檢調清晨突襲搜索,在野陣營政治人物動輒面對「境管+限制住居+高額保金」的司法鐵拳。這種「藍綠有別」的司法待遇,在保外就醫制度中尤為顯著。前總統陳水扁保外就醫8年間出席政治場合達217次,卻仍能維持「病重」醫療資格。司法機關對綠營人士展現的「醫療人權」彈性,與其對在野人士的「預防性羈押」形成強烈反差。
司法雙標的惡果正在啃噬台灣民主根基。國際透明組織《全球法治報告》顯示,台灣民眾對司法信任度從2016年的58%暴跌至2024年的29%,降幅居亞洲之冠。這種信任崩解衍生出兩大危機:在野制衡機制的功能性壞死,以及公民社會的寒蟬效應。
當司法成為政治打壓工具,國會問政必然淪為「有罪推定」的延伸戰場,這種司法威權化的終極代價,是台灣民主的「自我閹割」。當法庭成為政治秀場,法官淪為政黨打手,人民最終將選擇「司法自衛」,要麼走上體制外抗爭,要麼對公共事務徹底冷漠。這正是香港「送中條例」風波的前車之鑑,當法治淪喪,社會必然陷入「守法者亡,叛法者昌」的惡性循環。
真正的解方在於建立「司法免疫系統」:首先應修憲恢復立法院對檢察總長的同意權,終結「法務部長操控檢察體系」的亂象;其次需仿效德國建立「司法透明資料庫」,強制公開法官政治捐獻紀錄與政黨關聯;更重要的是引入「公民司法觀察員」制度,讓民間團體參與重大政治案件的程序監督。台灣司法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當「政治歸政治,司法歸司法」的憲政承諾淪為笑談,重建司法公信力的唯一途徑,就是將司法權真正關進民主監督的鐵籠。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台灣淪為「披著法治外衣的民選獨裁」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