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就職滿一周年。回顧這一年中央政治運作的核心矛盾，無疑是「朝小野大」的國會結構所帶來的制度張力。民進黨在總統大選中勝出，卻未能在立法院取得過半席次，使台灣罕見地出現行政權與立法權長期分裂的政治現實。這種權力分立若能理性運作，理當強化制衡；但過去一年的政治實況卻顯示，國會反成施政僵局的根源，也引發關於民主治理模式的結構性省思。
首先必須指出，當前國會運作不順已非單純政黨協商失靈的問題，而是暴露出台灣立法制度設計在面對多元政黨時的脆弱性。立法院內程序規則的模糊空間，使得在野黨可透過無限輪詢、表決拖延與程序杯葛等手段，實質癱瘓議程，進而迫使行政部門讓步。這樣的政治操作固然合乎現行規則，但已與代議政治的初衷漸行漸遠。法案不再是政策理性討論的產物，而成為政治鬥爭的籌碼，立法機關被「去功能化」的現象，對民主制度的侵蝕不容低估。
具體觀察，114年度重要政策推動幾乎無一不受阻滯。例如總統提出的《氣候變遷因應法》修法、最低工資制度化、稅制改革等政策，皆因國會對峙無法順利推動。在程序抗爭頻繁的情況下，立法院形同政治戰場，民生政策與社會改革被擱置，形成一種制度性空轉。而正當國會內部陷入僵局之際，民間社會的反制力量也開始浮現。「大罷免」行動正是在此背景下醞釀並迅速擴大的政治現象。由特定公民團體與在野支持者主導，針對部分朝野立委展開的罷免連署與宣傳，不僅挑戰現任國會權威，也揭露台灣民主制度在缺乏制度調節機制下所產生的民粹動員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罷免政治化」的行動，其訴求並非僅針對立委的個人品德或重大失職，而往往是基於其所屬政黨的表決立場與政見傾向。這種「政策立場懲罰化」的邏輯，無疑將原應在選舉週期內進行的政黨競爭提早轉化為社會動員與對抗，模糊了代議政治的責任邏輯。當立委不再因違法失職或選民服務失衡而面臨罷免，而是因「站錯邊」而成為政治攻擊對象，將對台灣議會政治造成長遠侵蝕，反映出的不只是罷免制度設計的漏洞，而是民主文化尚未成熟的警訊。
國家制度本意為選民提供最終制衡機制，卻在政黨鬥爭高度對立下，淪為延伸對抗的工具。民眾參與政治固然值得肯定，但當參與流於激情而非理性討論，將使代議制度進一步失去穩定性與代表性。民主的底層共識無論多數統治下的少數尊重或合法程序下的責任信任，都正在被逐步侵蝕。
從治理觀點來看「朝小野大」的現況已形成三重困境：行政施政難以落地、立法無法有效整合、社會動員情緒化侵蝕制度基礎。學理上，這正是「功能性失衡」的典型案例，當政治制度設計無法提供有效的意見整合與責任承擔機制時，治理結果將趨於破碎與不確定，甚至誘發體制外的行動壓力。
儘管如此，這場大罷免也喚醒了社會對國會監督的高度關注，促使部分立委強化與選區民眾的連結，並提升政治表態的透明度與說明責任，這從某種角度而言，是民主活力的一種展現。然而，這種活力若無制度性引導，仍可能演變為破壞性結果。民主制度若無適當的制度性緩衝與文化承載力，即使擁有再多的選舉結果也難保政治穩定。罷免制度與朝小野大的對撞，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台灣政治體質能否承擔權力分立與民意張力的根本挑戰，我們不該迴避這場制度改革的辯論，否則在激情與對立中耗損的，終將是人民對民主的信任與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