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6日，國際信評機構穆迪（Moody’s）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a下調至Aa1，象徵著全球最大經濟體正式告別「全AAA」時代。這項決策不僅反映美國財政紀律的長期潰堤，更揭露其政治體制在全球化裂變中的結構性失能。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量化寬鬆、2020年疫情紓困撒幣，到川普時代掀起的關稅戰與外交孤立，美國正為其「赤字成癮」與「戰略短視」付出代價。
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在2025年已突破40兆美元，其占GDP比例從2000年的55%飆升至135%，利息支出更在聯準會升息循環中吞噬15%的財政收入。這種「赤字經濟學」的根源，可追溯至冷戰後兩黨形成的「財政共謀」——民主黨擴大社會福利換選票，共和黨以減稅政策餵養資本集團，形成「福利—軍工—減稅」鐵三角。
川普2017年推出的《減稅與就業法案》（TCJA）正是典型案例。該政策雖短期刺激企業回流與股市繁榮，卻使聯邦稅收占GDP比例降至16.3%，創下二戰後新低。更嚴重的是，其「日落條款」設計迫使拜登政府延續減稅框架，否則將面臨中產階級稅負暴增的選舉災難。這種「制度性赤字綁架」導致財政紀律徹底崩壞。
川普時代發動的對中關稅戰，原欲重塑全球製造業版圖，卻在執行中暴露戰略矛盾。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測算，美國消費者承擔92%的關稅成本，導致核心PCE物價指數在2023年飆破5.2%。更關鍵的是，所謂「友岸外包」並未如預期落地東南亞，反而促使中國加速產業升級——2024年中國電動車全球市占率突破45%，半導體自給率達35%，削弱美國關稅工具的威懾力。
此種「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策略，迫使聯準會維持高利率政策以壓制通膨，卻使政府債務利息支出在2025財年首度超越國防預算。當30年期美債殖利率站穩4.5%關口，市場開始質疑華府能否在「既要維持全球軍事存在，又要補貼國內產業競爭」的雙重目標下實現財政可持續性。
美國在川普時期退出《巴黎協定》《伊朗核協議》等12項國際條約，此種「條約退出主義」雖在拜登任內部分修正，但已重創其制度信譽。穆迪報告特別指出「政治極化削弱政策可預測性」，直指2024年大選後「國會僵局常態化」導致《財政責任法案》屢遭癱瘓。
這種治理失能延伸至國際金融體系。當SWIFT系統武器化、美元儲備地位遭金磚國家集體質疑，美國國債的「避險資產」光環逐漸消退。2024年各國央行美債持有比例降至59%，創1995年來新低；同期黃金儲備增加量卻創下央行購金史紀錄。國際社會正用實際行動對美國財政紀律投下不信任票。
穆迪降評猶如敲響世紀警鐘，迫使美國直面「過度擴張綜合症」。當「軍事霸權—金融霸權—科技霸權」的三位一體出現結構裂痕，華府必須在「戰略克制」與「制度創新」間找到新平衡點。歷史證明，霸權更迭往往始於財政崩潰，但美國若能藉此危機啟動「冷戰後最深刻改革」，或將為全球治理開創典範轉型的新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