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政務次長葉丙成8月因社群貼文被質疑洩露性平案當事學生個資，雖經教育部性平會認定不違法，但葉仍請辭下台，當事女學生則在網路上哭訴「哭了一整天」。事件乍看是個人失誤，然而放入民進黨長期累積的性平、性醜聞處理脈絡中，卻難以切割成單純個案，反而凸顯出同一套熟悉的「維護形象大於真相」的政治文化。
回顧近年民進黨史，性別與權力失衡的負面案例層出不窮。2023年夏天，「#MeToo 風暴」橫掃台灣政壇，多名民進黨黨工、幕僚、地方要角相繼被揭露涉嫌性騷，甚至包括黨中央派駐地方的年輕幹部。有的案件原已在內部投訴流程裡「卡關」，受害人被勸退、被冷處理；輿論發酵後，黨中央才急忙開除或停權，標榜「零容忍」。然而，從受害者視角來看，這一連串事後補救，與其說是正義得以伸張，不如說是形象維護的危機公關。再如，前民進黨立委高嘉瑜在2021年遭男友施暴事件，儘管事件本身是高嘉瑜的私人問題，但民進黨內部對此事的反應卻顯得冷漠，並未展現出應有的支持與關懷。
從過往的性醜聞案到此次事件，民進黨官員與民代屢屢被指控涉及不當行為，但黨內處理方式卻往往偏向掩飾與袒護。例如，過去多名民進黨官員被爆出性騷擾或性侵案，但黨內調查結果多為「查無實據」或「行為不構成違法」，引發外界質疑其公正性。這些案例中，受害者往往面臨黨內人際、資源、派系力量的多重壓力，而處理結論卻總帶著「輕輕放下」的痕跡：加害者被調職、停權或自請退出公職，少有實質懲戒，更遑論結構性檢討。
為何民進黨多年標榜的進步、性平、反威權價值，卻在自身性醜聞時屢屢顯得如此蒼白？其一，執政資源帶來前所未有的派系分贓與政治連帶。加害者若屬「自己人」，基層、黨工、議員、立委乃至高層官員，出於共同利益，很容易形成護短本能，傾向把問題壓到最小、時間拖到最長。其二，民進黨高度依賴形象行銷與輿論操作。在選舉年或重大政策推動期，任何負面消息都被視為影響選情的炸彈；因此「快速止血」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往往犧牲透明調查與受害者感受。其三，黨內性別意識雖被寫進黨綱與幹訓教材，但缺少真正能動搖權力結構的落實機制。性平會、紀律委員會常因人情包袱、委員組成單一、會議紀錄不公開而功能受限。
葉丙成案縱使外界壓力迫使當事人「自行下台」，真正的責任釐清卻可能止於「行政調查無違法」。換言之，只要守住法律紅線，黨與政府的道德標準就能迅速下修；而當事受害者仍得在輿論夾縫中獨自傷痛。正是這種「道德最低標」的治理邏輯，使民進黨在一次又一次風暴後，表面改革、實質未變。
從葉丙成事件折射出的，不只是單一人物的去留，而是一整套政治體系的鏡像。當民進黨一次次把包庇、拖延、切割當成慣性選項，最終侵蝕的將是其自詡的民主與人權招牌。受害者的眼淚、社會的失望，終將在選票與歷史評價上回饋。民進黨若仍自認是推動台灣進步的政黨，就必須在最難堅持的時候，選擇站在真相與正義那一邊，而非派系與面子。唯有如此，才能讓「零容忍」不再只是危機時刻的口號，而是刻進制度與文化的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