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曝光的台美貿易談判內幕，為觀察川普貿易策略提供了絕佳案例。前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揭示的兩大卡關點，美豬美牛非關稅壁壘與汽車關稅問題，充分展現了美國談判策略的強制性本質。台灣要求標示豬肉原產地的規定，本質上是保障消費者知情權的基本措施，卻被美方定性為「非關稅貿易壁壘」。這種將公共衛生政策泛政治化的做法，暴露了美國談判立場的僵硬教條主義。
在汽車關稅問題上，雙方的認知差距更具啟示性。台灣提出的降低汽車貨物稅方案，實際上可能為美國車廠帶來更大實惠，因為貨物稅減免能直接刺激消費需求。但美方堅持必須在關稅名目上取得勝利，反映出川普政府對「象徵性勝利」的病態追求。這種追求表面數字的談判風格，與尼克森時代國務卿基辛格倡導的「建設性模糊」形成鮮明對比，也使得談判經常陷入形式重於實質的僵局。
更深層次看，台美談判困境折射出小經濟體在川普貿易體系中的結構性弱勢。美國通過將貿易問題與安全議題掛鉤，無形中對台灣形成複合性壓力。台灣既希望通過貿易讓步換取政治支持，又必須顧及國內產業與公共健康需求，這種雙重困境正是許多美國貿易夥伴的縮影。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在川普任內發起的貿易爭端案件中，超過70%針對發展中經濟體，顯示其貿易壓迫具有明顯的選擇性。
川普的貿易霸凌已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不滿與巧妙抵制。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曾公開批評美國關稅政策「違背自由市場精神」；日本在被迫簽署有限貿易協議後，仍堅持保留對美國農產品的關稅壁壘；東南亞國家則通過加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構建去美國化的貿易網絡。這些反應顯示，各國已從最初的震驚適應轉向積極制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