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歐美社會一發不可收拾的藥物濫用危機，並非單純的道德墮落，而是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集體創傷、軍方官方推廣化學藥物、現代合成化工暴發，以及公共衛生政策陷入「唯醫療化」迷思下的綜合產物。
這場災難的根源，深植於大戰期間國家機器對藥物的體制化運用。一戰期間，嗎啡被大規模注射於傷兵，導致數以十萬計士兵帶著「軍人病」退伍。到了二戰更演變為「化學驅動戰爭」——德軍和日軍發放數千萬顆甲基安非他命給士兵，美英盟軍亦向飛行員發放苯丙胺對抗疲勞。戰後規模空前的復員潮，退伍軍人帶著PTSD與軍中養成的藥物依賴進入工廠與家庭與社區，瞬間鋪開前所未有的毒品市場。隨後，擺脫地域限制、毒性極高且成本廉價的合成與半合成毒品（如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與芬太尼）隨化工大量生產技術爆發，徹底引爆歐美毒品危機。
面對這場災難，部分歐美地區因以嚴刑峻罰反毒挫折轉向「去刑罰化」，主張撤廢毒品使用罪，將防制全交由醫療包攬。然而，這種「唯醫療化」傾向陷入了治標迷思，是在國家防線上的危險撤退；毒品罪作為刑事法律與社會道德的最後防線，絕對不可撤廢。
主張廢除毒品罪者認為成癮僅是個人疾病，刑罰只會製造標籤。但歷史證明，單靠美沙冬或安全劑量供給等「化學替代」若缺乏法律約束，只是將黑市依賴轉化為體制內的毒品依賴。
在醫學而言，成癮大腦的前額葉控制功能已受損，極難純粹仰賴「自願」完成戒治。加拿大卑詩省與美國俄勒岡州的去刑罰化實驗已提供慘痛教訓：卑詩省2023年毒品過量死亡數創歷史新高達2,589人，去刑罰化未顯著降低死亡或住院率；俄勒岡州則於2024年重新將持有毒品定為輕罪。
當國家對使用毒品放棄刑罰打擊與公共空間管控，僅發放醫療資訊時，成癮者進入戒治體系的意願極低，導致治安失控、過量死亡創新高，最終迫使政府重新「再刑事化」。這證明缺乏強制力的公衛政策，終將淪為放任自由的災難。
以被奉為「去刑罰化」典範的葡萄牙模式，常被誤解為廢除毒品罪或放任吸毒。但葡萄牙模式成功的關鍵恰恰在於「強大的行政強制力」與「完善的社福醫療銜接」，而非放任合法化。
葡萄牙未將毒品合法化，持有毒品仍屬違法。警方發現持毒者後強制移送由律師、心理師與社工組成的委員會。委員會擁有裁罰權，能對拒絕戒毒者處以沒收相關物品、限制活動或禁止出入特定場所等強制性行政制裁，形成催逼成癮者進入醫療體系的關鍵推力。
葡萄牙將部分罰金收入50%分配給衛生部用於戒毒治療與社會重返，並提供企業僱用補貼。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緊縮政策大幅削減戒毒服務預算，導致候診時間暴增，顯示此模式高度依賴持續的醫療投資。
同時，葡萄牙嚴禁在公園與街道吸毒，違者立即由執法介入，維護社區秩序並避免毒品文化擴散。
刑事法律最核心的功能在於不可替代的「法律威懾」與「初級預防」，明確傳達社會集體道德底線，防止大眾與青少年踏入毒品門檻。此外，毒品絕非「無被害人犯罪」，其衍生的家庭潰敗、家暴與籌措毒資造成的犯罪，均帶來巨大的外部成本。
面對戰後歷史創傷與現代合成化學的衝擊，我們不能走回單純嚴刑峻法的死胡同，也絕不能落入「惟醫療化」與撤廢毒品罪的極端。毒品罪的不可撤廢，是用以守住社會秩序、保障公共安全與提供戒治強制力的國家底線。最健全的防制戰略，應以「葡萄牙模式」為鑑——以刑事與行政法律的威懾力為後盾，嚴懲供給端並強制引導施用者；同時以龐大的醫療與社區復健資源為手段，協助成癮者重獲新生。唯有維繫「法治強制」與「醫療救贖」雙軌並行，國家才能在尊重人性尊嚴與捍衛整體福祉之間，建立真正持久的毒品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