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從疫苗緊急授權（EUA）、高端審查到重大食安政策，每當社會對行政決策產生疑慮時，衛福部最常給出的回應就是：「我們已經公開專家會議紀錄，一切公開透明。」
這句話聽起來無懈可擊，卻掩蓋了一個最致命的憲政盲點——如果「公開什麼」、「何時公開」、「遮蔽多少內容」完全由行政機關單方決定，這究竟是民主問責，還是公權力的自說自話？
行政機關將會議紀錄提煉成摘要、去除關鍵發言者身分，甚至在關鍵爭議處畫上黑框或帶過，對外宣稱「已經資訊公開」。這種做法在傳播學與政治學上，被稱為「選擇性透明（Selective Transparency）」。
當受監督的行政機關，同時握有監督資料的最終編輯權時，所謂的透明就成了一種權力施捨。立法委員與一般民眾，只能在主管機關劃定好的「安全範圍」內進行被動討論。至於決策過程中有沒有專家提出強烈警告？背景試驗數據是否有瑕疵？利益迴避是否落實？在摘要版的會議紀錄裡，永遠看不到真相。
「既是受審查的被告，又是提供裁判資料的紀錄員」，這種角色衝突，正是近年重大公共政策陷入公信力危機的根本原因。
中聯油脂案正是最新的範例。食藥署7月4日召開專家會議，決定含毒油比例低於20%的產品可不必預防性下架，總統、衛福部長、行政院秘書長事後皆以「依專家會議結論」對外說明,為政策背書。然而,當會議紀錄公開後,在場專家卻紛紛出面自清:會議根本沒有達成共識,現場只是交換意見、提出個別建議,並未經過表決,也沒有正式決議;甚至有專家在會中警告，若僅以20%作為下架基準、未納入攝食頻率與暴露時間等變數，恐怕會引發爭議。就連審計部函覆立法委員的調查報告，也證實食藥署所依據的其實只是專家會議的「建議」，而非拍板定案的決議。一份連與會者都不承認有共識的會議紀錄，卻被層層包裝成足以讓總統公開背書的「科學結論」——這正是選擇性透明最赤裸的示範：行政機關不只決定「公開什麼」，甚至連「這份紀錄代表什麼意義」，都是由行政機關自己說了算。
要打破這種資訊不對稱，就不能只寄望於行政機關的「道德自律」，而必須建立具備法治強制力的外力監督機制。這正是憲法賦予立法院「調查權」與「聽證權」的核心價值。但必須誠實指出：這個工具目前並不完整，而理解它的邊界，正是下一步修法倡議的起點。
第一，強制官員具結證言，讓真相不再被「摘要」帶過。
一般的「政府資訊公開法」設有大量行政豁免條款，官員動輒以「內部討論」或「機密」為由拒絕提供。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立法院就與特定議案有重大關聯之事項，得要求政府人員出席具結證言，這部分已獲憲法法庭肯認合憲，是現行制度下最直接有效的破口工具。至於要求政府機關提送原始會議紀錄、錄音錄影等資料物件的部分，憲法法庭則以逾越憲法要求為由宣告失效。這正是當前立法的漏洞所在：國會可以「問」，卻難以「調」。若要真正杜絕行政機關用公務員撰寫的「會議總結」掩蓋實質審查中的劇烈分歧，下一步修法方向應是強化調查委員會調閱資料物件的正當程序保障，例如訂定明確的重大關聯性審查基準、保密與救濟機制，使其符合憲法法庭所要求的比例原則與法律明確性，而非停留在現行僅有證言權的階段。
第二，聽證具結，讓官員與專家基於事實講話。
只看書面紀錄，無法還原「專家意見是否遭到行政高層扭曲或干預」。透過制度化的國會聽證，相關官員與專家必須基於客觀事實提供證言，接受交叉詰問。聽證會的舉行屬於立法院國會自律範疇，合憲性爭議相對較小，是現行制度中最成熟、最可立即強化運用的一環。這能將過往立院質詢時「口水對噴、雞同鴨講」的政治場景，拉回到以數據與程序正義為基礎的理性釐清。
第三，即時性監督，補足事後監察的漏洞。
監察院雖然能彈劾與糾正，但往往是在事件發生數年後的「遲到正義」。對於時效性極高的公衛與食安危機，唯有國會具備即時發動調查的能量，才能在政策落地的關鍵時刻進行實質煞車與導正。而具結證言與聽證，正是目前能立即啟動、無須等待修法的兩項工具。
每當討論國會調查權，總有聲音擔心「政治手伸入專業」或「寒蟬效應」。這樣的疑慮固然值得重視，但絕不能成為否定監督機關的藉口——事實上，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已經劃出了清楚的紅線，證明「有效監督」與「無限上綱」並非二選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