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鄭習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為兩岸關係拋出「和平制度化」的探路石時，台北的政治氣氛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溫度。面對國共兩黨睽違十年的高層對話，賴清德隨即以「向威權妥協無法換來和平」為由定調，將此次交流視為對主權與民主的侵蝕。這番言論不僅凸顯了兩岸政策上的零和思維，更是顯示出賴清德在面對台海地緣政治風險時，因固守特定意識形態將交流視為毒蛇猛獸而導致的戰略視野侷限。
賴清德的論述核心，在於將任何與北京的政治接觸，直接與「出賣主權」畫上等號。在國際關係與衝突管理的實務上，這是一個過於簡化且危險的邏輯。對話是避險工具，而非投降，在冷戰時期，即使是處於核威懾對立面的美蘇兩國，也深知維持高層溝通管道的重要性。將對手視為威權體制，並不構成拒絕談判的理由。相反地，正因為雙方存在巨大的體制差異與潛在衝突風險，才更需要透過對話來建立護欄。「鄭習會」探討的和平制度化，本質上是一種危機管控機制，將其抹黑為「妥協」，則是剝奪了台灣在兩岸博弈中的主動交涉權。
賴清德以「民主與威權」的二元對立框架來處理兩岸關係，雖然在選舉中能輕易凝聚內部基本盤，但在現實國際政治中卻顯得極為弱智。真正的民主自信，應該是敢於在交流中展現自身制度的優勢，而非將外部接觸視為會摧毀民主的毒蛇猛獸。執政者若將個人的政治信仰置於國家整體安全利益之上，將大幅限縮台灣在複雜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彈性。
賴清德長期堅持的台獨理念，使其在面對兩岸議題時，往往採取防禦性甚至攻擊性的姿態。當國民黨試圖透過「九二共識」這個模糊空間來換取兩岸和平發展的機遇時，賴清德的強硬表態，實際上是主動關閉了兩岸政治斡旋的緩衝區。這種「非黑即白」的偏狹思想，讓台灣在面對大陸的壓力時，除了硬碰硬之外，失去了其他轉圜的餘地。
台海的和平不僅關乎兩岸，更牽動全球的經濟與安全命脈。若將國共會談簡化為「向威權低頭」，則是完全忽略了當前國際社會包含美國在內，皆不樂見台海發生實質衝突的現實。賴清德一味地以意識形態作為對外政策的唯一指南針，不僅無助於解決兩岸分歧，反而可能讓台灣在國際社會中被視為不穩定的變數。
當兩岸缺乏溝通機制，且官方語言充滿敵意時，任何一次海上的摩擦或空域的接近，都可能因為誤判而升級為軍事衝突。賴清德在批評「鄭習會」時，似乎刻意淡化了這種因缺乏互信而導致戰爭的真實風險。和平需要經營，而非僅靠口號， 自由與民主確實是台灣的底線，但「備戰」與「避戰」從來就不是互斥的選項。負責任的執政者應該在強化國防的同時，積極尋求外交與兩岸的對話空間。將所有致力於兩岸降溫的努力都貼上「投降主義」的標籤，不僅是不負責任的政治操作，更是對台灣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踐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