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攻防本來就少不了火藥味，但再激烈的批判，也必須建立在最基本的事實查證之上。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尹乃菁日前高調指稱，副主席李乾龍的座車遭裝追蹤器，甚至還收到恐嚇信，並將矛頭直指總統賴清德，放話等其卸任、失去「保護傘」之後，國民黨一定會追究到底，還嗆聲「天天到高檢署和法院去報到」。如此重話，不只是政治譴責，而是幾近將國家元首與刑事犯意直接連結的公開指控。問題是，隨著警方調查與當事人後續說法浮現，整起事件卻顯得愈來愈像一場倉促出手、自我加碼、最後卻無法收拾的政治烏龍。
警方調查後發現，所謂「追蹤器」只是市面常見的防丟定位器，李乾龍本人則表示，那已經是半年前的事情，裝置早就丟棄，甚至被垃圾車載走，自己也不願報案，理由是「不想浪費社會資源」。至此，整起事件最令人錯愕的地方，不只是最初指控與事後事實之間的巨大落差，而是國民黨文傳會竟在當事人未報案、證物已不存在、警方尚未明確認定之前，就迫不及待上升到政治迫害、總統清算、司法追究的層次。這種操作方式，已不是一般的口誤或判斷失準，而是把政治情緒凌駕於證據之上，把黨內宣洩誤當成對外作戰。
一個成熟的在野黨，當然有權質疑執政者，也有責任對任何可疑事件追查到底。但「追查」的前提是程序，「指控」的前提是證據。若連最基本的報警、保全證據、釐清裝置來源都沒有完成，就先召開記者會、拉高政治層級、直接點名總統，最後又在事實反轉後陷入尷尬與沉默，這只會讓社會更加懷疑，國民黨究竟是在監督政府，還是在製造情緒素材、堆疊同溫層憤怒？當一個政黨把每一件未查明的小事都包裝成驚天陰謀，久而久之，連真正值得追究的問題也會被社會一併打折，因為公信力已在一次次過度表演中被揮霍殆盡。
這起事件更值得警惕的，是它反映出國民黨文宣與決策系統的長期病灶。近年來，國民黨並非沒有議題，也不是沒有批判執政黨的空間；從能源、居住、少子化、地方財政到兩岸風險，社會存在大量可供在野黨深耕的政策戰場。然而國民黨給外界的印象，卻常常不是提出清楚替代方案，而是陷在情緒動員、內部放話、個人失言與網內互打之中。文傳系統理應是整合訊息、建立論述、維持節奏的樞紐，結果如今卻像是隨時可能失控的擴音器，聲量很大，方向很亂；語氣很重，證據卻很輕。
從縣市長提名爭議，到不同派系間互扯後腿，再到對重大議題缺乏一致而有層次的論述，國民黨如今最大的問題，已不是單一事件失分，而是整個政黨似乎沒有進入「準執政黨」該有的節奏。真正想在 2028 重返執政的政黨，應該正在做的是什麼？是盤點人才、磨合世代、建立政策白皮書、規劃區域選戰、強化論述一致性、訓練發言紀律。換言之，是一場有系統、有階段、有戰略重心的長期工程。但國民黨目前呈現出的，卻更像是見招拆招、哪裡有情緒就往哪裡衝，誰能上新聞就先讓誰講，這不是選戰規畫，而是政治漂流。
更嚴重的是，這種缺乏紀律的操作，不只讓國民黨自己出醜，也正在消耗台灣社會對在野監督的耐心。民主政治需要強而有力的反對力量，因為執政者若沒有壓力，就容易傲慢；政策若沒有競爭，就容易空洞。可是當在野黨無法提供可信的資訊與穩健的判斷，反而頻頻用未經證實的爆料製造戲劇張力，社會最後感受到的就不是制衡，而是喧鬧。這對民主不是加分，而是折損。因為人民需要的是能夠指出問題、解釋問題、處理問題的反對黨，不是動輒喊陰謀、最後又不了了之的情緒性組織。
尹乃菁的發言之所以引發爭議，不只是因為言辭激烈，更因為它揭露了一種危險傾向，把政治語言推到司法清算、政敵追獵的邊緣，卻又拿不出足以支撐如此指控的事實基礎。當這種語言成為政黨日常，不僅無助於說服中間選民，反而會讓外界覺得國民黨仍未走出舊式鬥爭政治的慣性，仍迷戀於高分貝、低證據的動員方式。對深藍支持者而言，這或許能換得一時掌聲；但對真正左右選舉結果的多數選民來說，這種表現只會強化一個印象：這個政黨還沒準備好執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