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東亞局勢，可以說是韓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一刻。美日安保同盟持續強化在第一島鏈周邊的軍事部署，日本不僅深化與北約的安全合作、派遣人員至歐洲汲取實戰經驗，更加速在西南諸島的飛彈陣地化與放開軍火的出口限制；中國則以稀土出口管制進行經濟反制和直接打擊日本的高端武器的製造能力。
主流戰略家會說這是「以實力求和平」；但若從和平工作者的視角來看，將第一島鏈（從日本西南諸島、台灣到菲律賓）全面「刺蝟化」與「焦土化」，並不會帶來真正的安全，反而可能一步步將區域推向不可逆的毀滅風險。這股趨勢背後的結構性危機完全不同於歐洲戰場，表面上看似單純的軍事整備正加速軍事衝突的自我實現，不容再坐視。
許多論述習慣將烏克蘭戰爭的經驗直接套用到東亞，但這忽略了最根本的地理差異。烏克蘭擁有廣闊的歐陸腹地，以及與北約國家相連的陸路後勤通道，使其能夠在漫長的消耗戰中持續獲得外援。然而，第一島鏈全由人口密集、資源高度依賴進口的狹小海島組成。一旦爆發高強度的軍事衝突，這些島嶼的能源、糧食和醫療補給將在極短時間內面臨斷絕。
更關鍵的是，海島經濟高度仰賴海上航運與國際貿易。戰爭恐慌不僅會導致實體補給線中斷，還會引發資本快速外逃、外匯存底急劇萎縮，甚至使進口基本民生物資的支付能力瞬間癱瘓。這種「經濟系統性失能」的風險，遠比歐陸戰場更為直接且難以緩解。換言之，島嶼戰爭的慘烈，不僅來自於砲火，更來自於社會生存基礎的全面崩潰。
與此同時，日本正利用烏克蘭戰事所激化的不安感，逐步架空和平憲法對建軍與參戰的禁止。從過去「專守防衛」的框架，逐漸向「遠距拒止」與「反擊能力」的方向延伸，並設定未來數年內大幅提高國防支出的目標。這種「全社會準戰時化」的趨勢，在戰爭尚未爆發之前，就已經壓縮了國內對軍事擴張的異議空間——尤其是沖繩等西南島嶼的居民，對於基地負擔與戰時避難能力的擔憂，往往輕易地被國家安全的論述所淹沒。
表面上，這是一場中日之間的戰略對峙。日本認為必須將防線前推至西南諸島，甚至將「台灣有事」視為自身的生存危機，形同把台灣劃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中國大陸則試圖透過稀土等戰略物資的出口管制進行施壓。但回顧2010年釣魚台事件後中國大陸對日稀土供應的實質中斷，隨後日本便加速了供應來源的多元化布局。這顯示出，一方的涉外措施必然對手與第三方以建立「去風險化」措施，螺旋式加深陣營間的對抗局勢。
台灣在美國的強力施壓下，2027年度國防支出整體規模首度突破新台幣兆元，達到1兆1,225億元，約占GDP的3.01%，創下歷史新高。單就無人機相關的各項預算來看，國防部2027年既有預算已編列311億元，若無人機採購特別條例通過，同年將再編列421億元，兩者合計達732億元，整體軍備支出規模極為可觀。這種「全社會準戰時化」與軍武產業國內化的趨勢，將使台灣質疑高度武裝的異議被沖繩化，被淹沒在國家安全的主流敘事與軍武資本的社會壓力下。
軍事與貿易層面下，還有更深層的結構。這種軍事對峙實際上與全球金融市場的避險機制緊密相連。每當區域緊張升高，國際資本為求安全便傾向撤離亞洲、回流西方，這會直接壓縮東亞各國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空間，迫使政府在「維持民生支出」與「擴充軍備」之間做出痛苦的取捨。經濟與金融體系愈脆弱，各國決策者就愈容易被推向「只能靠軍事對抗來確保安全」的狹窄路徑。
更值得深思的是，這種「地緣動盪—資本避險—金融壓力」的連鎖反應，並非任何單一國家刻意設計的結果，而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與安全結構長期交織下的系統性現象。當每一方都將自己的軍事部署解釋為防禦，卻將對方的行動理解為進攻準備時，安全困境便會自行強化。中國大陸的軍事現代化與對台政策，與美日同盟的嚇阻強化，互為因果、相互催動，最終形成一個難以自行煞車的上升螺旋。烏克蘭戰爭的爆發，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螺旋失控的產物——而第一島鏈的地理條件，使得一旦失控，其後果將遠比歐陸更為迅速且全面。
防止第一島鏈步上烏克蘭的後塵，不能只依賴軍事嚇阻的邏輯，也不能天真地期待大國自動克制。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不放棄防衛需求的前提下，同時建立足夠的危機溝通管道與社會經濟韌性，以避免雙方因誤判或內部壓力而被推向戰爭。這條道路艱難，但並非不可想像。至於具體的替代方案與合作機制，則需要更細緻的討論與跨國對話，留待眾多和平工作者深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