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日紀念日即將到來，歷史的鐘聲再次於東亞迴盪。81年前的這天，日本昭和天皇透過「玉音放送」向國民宣告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同年9月2日，日本代表正式簽署「降伏文書」，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告終。八一五因此不只是日本戰敗的歷史節點，更應被理解為日本告別軍國主義、重新選擇和平與民主道路的起點。
每年的這一天是包含我國同盟國的戰爭勝利紀念日，但戰敗那一方的日本不願用「戰敗」、「投降」，而用「終戰」來逃避那種讓人無法直視的恥辱感。
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急劇膨脹，最終走向全面對外戰爭。從侵略中國、擴張東南亞，到1941年偷襲珍珠港並對美英宣戰，日本不僅為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深重苦難，也把自己的國家與人民推向戰火、原爆與國土殘破的深淵。
這段歷史留下最沉痛的教訓是：軍事力量若失去民主政治的節制，民族主義若凌駕理性與國際秩序，最後傷害的不只是別國，也必然反噬自己的人民。值得注意的是，昭和天皇在八一五的廣播中並未直接使用「投降」一詞，而以「收拾時局」、「忍所難忍，耐所難耐」等措辭向國民說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決定。然而，歷史不能只停留在修辭。
9月2日正式簽署的「降伏文書」清楚確認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條款，並宣告日本帝國大本營及其所控制的軍隊向盟國投降。換言之，「終戰」是日本國內政治與歷史記憶所形成的用語；在國際法與軍事事實上，其核心就是日本接受盟國提出的投降條件，結束戰爭。
而波茨坦公告真正值得後世銘記的，也不只是日本戰敗本身。公告要求消除使日本人民受到欺騙、走向征服世界道路的勢力，解除日本軍隊武裝，同時要求建立尊重基本人權、言論自由、宗教自由與思想自由的民主制度。這些原則後來與盟軍占領改革、日本國內政治選擇相互作用，逐步凝聚為戰後日本新的憲政秩序。
1947年施行的日本國憲法，以「主權在民」、「基本人權」與「和平主義」構成戰後日本最重要的三根支柱。其中第九條所宣示的放棄戰爭，更成為日本戰後國家認同最具代表性的制度象徵。因此，和平憲法若只被理解成戰敗者遭外力強加的「枷鎖」，恐怕低估了這八十年來對日本自身的歷史意義。
戰後日本能夠從廢墟中崛起，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與成熟民主國家，並從昔日與美國兵戎相見的敵國轉變為重要盟友，靠的不是重新走上軍事擴張道路，而是在和平環境中發展經濟、科技、教育與民主制度。這才是八一五留給日本最珍貴的國家資產。然而，八十餘年過去，戰爭世代逐漸凋零，歷史記憶也面臨淡化。另一方面，今日東亞安全環境確實已與1945年截然不同。中國軍力快速增長、北韓核武與飛彈威脅、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帶來的國際震盪，都使日本重新討論國防政策具有現實背景。
因此，問題不能簡化成「日本能不能增加防衛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