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崐萁缺席黨團協商，事後卻以「不忍心看韓國瑜受到行政院糟蹋」作為理由，聲稱自己是用一種「軟性」方式表達對行政權漠視立法權的抗議。這樣的說法，聽起來冠冕堂皇，卻難以掩蓋一個更直接的問題，身為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在關鍵協商場合缺席，本身就是對職責的怠慢。若連總召都不能在重要時刻坐上談判桌，又如何要求社會相信國民黨有能力穩定推動國會改革、監督行政權，甚至承擔更大的政治責任？
傅崐萁把自己的缺席包裝成對行政院的抗議，但民眾看到的並不是抗議，而是迴避。真正的抗議，應該是在協商桌上據理力爭，是在程序中堅守立場，是用論述、策略與行動讓行政權知道立法權不可輕忽。缺席協商並不能提升立法院的尊嚴，反而可能讓外界質疑：國民黨是否內部溝通失靈？黨團運作是否缺乏紀律？總召是否已經無法有效扮演協調角色？
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傅崐萁將韓國瑜拉進自己的說詞之中。他說自己不忍韓國瑜受到行政院的種種糟蹋，因此選擇不出席協商。可是，韓國瑜身為立法院長，主持朝野協商本就是憲政職責的一部分。他面對行政院、朝野黨團與社會輿論的壓力，確實辛苦；但若黨團總召因此缺席，不但沒有替韓國瑜分擔壓力，反而讓韓國瑜在協商現場更加難堪。所謂「不忍心」，最後變成把院長推到更尷尬的位置，這樣的邏輯實在難以成立。
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承擔，而不是事後找理由。傅崐萁若認為行政院漠視立法院，就更應該出席協商，當面表達嚴正立場；若認為韓國瑜受到不公平對待，就更應該在制度內支援院長，而不是讓同黨籍的立法院長在協商場合面對缺席所造成的政治後果。把缺席說成體諒，把失職說成抗議，這不僅無法說服民眾，反而會讓人覺得是在推諉責任。
國民黨近年一直強調要重建社會信任，展現執政準備與國會多數的負責態度。然而，國會最大黨若在重大議題上屢屢給人混亂、內耗、缺乏紀律的印象，受傷最深的不是個別政治人物，而是整個政黨形象。傅崐萁作為黨團總召，一言一行都代表國民黨在立法院的戰鬥力與治理能力。若他的作風一再引發爭議，甚至讓同黨的立法院長都必須嚴厲提醒，那麼問題就不只是個人情緒或單一事件，而是政治責任的問題。
傅崐萁若真心重視韓國瑜的辛勞，真心重視立法院的尊嚴，真心重視國民黨的形象，就應該用實際行動證明，而不是用新聞稿修補政治傷害。最起碼，他應該向社會清楚交代缺席的真正原因，並向黨團與支持者負責。如果他已經無心或無力維護黨團運作，辭去總召是基本的政治責任；若他的一再爭議持續拖累國民黨形象，甚至連立委職務是否仍適任，也應接受更嚴格的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