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糖5月就向上游廠商中聯油脂反映苯駢芘超標，卻未能第一時間向衛生機關通報，導致毒油事件不斷擴大。綠營辯稱台糖拿到的是「粗油原料」，不是「成品食用油脂」，所以不必通報。這種說法最大問題在於，它把食安制度窄化成一場文字考試。只要還沒被貼上「產品」標籤，就好像風險不存在。人民不是看不懂法律，而是看得懂民進黨政府的雙重標準。當政府要求民間業者從嚴通報時，大家支持；但當國營事業被質疑時，政府卻搬出最狹窄的文字解釋，人民自然會問：原來食安標準也有顏色？原來通報義務也看對象？
食安有一定的規範標準，若食安通報只看名稱，不看風險，那制度就會出現巨大漏洞。今天叫「粗油」可以不通報，明天叫「半成品」也可以不通報，後天只要還沒包裝上市，是不是都能先私下換貨？這樣的邏輯，等於鼓勵業者把風險留在檯面下處理，直到事情爆開才補救。
過去在其他食安事件中，政府機關並非如此狹隘解釋通報義務。以 2024 年小林製藥紅麴案為例，食藥署曾明確要求，只要業者使用或販售有疑慮的「原料或產品」，就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7 條通報。當時談的是「原料或產品」都要納入風險管理；如今輪到國營事業台糖涉入爭議，卻有人突然改口強調「原料不是產品」，這不免讓人質疑標準是否因對象而異。
法律當然需要明確性，不能任意擴張處罰。但行政機關面對食安事件時，更應重視預防原則。若某項原料已被發現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縱使最後法院或主管機關認定是否構成裁罰仍需依法判斷，至少「通報」本身應是最基本、最低成本、也最符合公共利益的作法。
通報不是定罪，通報也不是承認犯罪。通報的意義，是讓主管機關掌握風險、追查源頭、阻斷流向。台糖作為國營事業，理應比一般民間業者更謹慎、更透明。結果卻選擇僅通知供應商換貨，沒有同步通報主管機關，這在社會觀感上本就難以交代。
若今天換成民間企業或政治對手縣市，綠營還會如此寬容地說「那只是原料，沒有通報義務」嗎？恐怕早已要求徹查、開罰、究責，甚至上綱到地方政府包庇業者。這就是人民反感之處：不是不能討論法律，而是不能只在自己需要時才突然變成法律專家；更不能遇到自家人就把食安問題技術化、名詞化、模糊化。
親綠律師主張，《食安法》第7條第5項寫的是「產品」，所以持有原料不必通報。這種說法或許可以作為訴訟上的抗辯，但放在公共治理上，顯然不足以回應社會疑慮。台糖不是普通消費者，而是食品業者，也是具有高度公信力的國營事業。它發現上游供應的油脂可能有危害健康之虞，即使法律文字仍有解釋空間，也應採取較高標準。主動通報主管機關，並不會傷害人民；不通報，才會讓社會懷疑是否有人想把問題壓在供應商之間私了。
